我的老師汪曾祺

劉亞偉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老師汪曾祺先生。

昨天整理書架，偶爾翻到學兄王明義和龍東等幾個朋友合出的一本小說集《江南江北》，是汪曾祺先生作的序，引我回想起了十六七年前從汪曾祺先生為師的一段往事。

1988年我入魯迅文學院第一屆作家研究生班讀書，據(jù)說這個班是當時的文化部長王蒙提議，由北師大研究生院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們這個年齡的作家大多沒受過正規(guī)的大學教育，這大概是王蒙“作家學者化”思路的一個嘗試。

我們那一屆的四十多個同學中，幾乎囊括了當時活躍在文壇上的有潛力的青年作家，有些在當時已經(jīng)很有名氣，有些后來也很有名氣，比如莫言、畢淑敏、嚴歌苓、肖亦農(nóng)、劉震云、遲子建、海男、島子、余華、劉毅然、于勁、馮敬蘭、王樹增、鄧九剛、李本深、簡寧、路遠、洪峰、王剛等等，曾經(jīng)看到過學姐貝奇的一篇文章，她的記憶比我好，班里的同學她幾乎都記下來了。

記得我們的班主任是北師大研究生院的院長童慶炳先生和魯迅文學院的教務(wù)長周艾若先生，副班主任是北師大學位處處長凌慧娟老師和魯迅文學院的何振邦老師，當時的魯迅文學院院長是深受人們敬仰的唐因老先生。先后給我們授過課的其他老師有馮立三、王愿堅、鮑昌、唐達成、張鍥、李國文、林斤瀾、汪曾祺、文懷沙、謝冕、孫津等等。后來學院給大家安排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和實踐的導師，我有幸拜入汪曾祺先生門下。

先生當時年事已高，仍握筆不輟，我等后輩不忍心多加打擾。加上我又是一種不太愿意攀援的性格，因此和先生接觸機會并不多。師從先生的兩年間，有幾點讓我受益終身：

一次我交給先生作業(yè)，是我新創(chuàng)作的一篇短篇小說，先生給我打了89分，這個評價來自對文字一向精益求精的短篇小說大師汪老先生，讓我受寵若驚。

先生對我的那篇拙作看得非常認真仔細，尤其是幫我給整篇文字重新劃分了段落，雖然文字還是那些文字，但自己重讀時竟然產(chǎn)生了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無論是節(jié)奏、敘述語調(diào)，還是閱讀感受和心靈觸動，都平添了一種原來沒有的意味。我瞬間領(lǐng)悟了小說分段的藝術(shù)，這種藝術(shù)既來自文字的敏銳感覺，又來自敘述節(jié)奏的自信把握，更來自一種超然淡泊的生活態(tài)度。

另一次是看了我的作業(yè)，對我說：你們年輕人寫東西不妨華麗一些，把想象力盡量放開，恣肆酣暢一些，淋漓盡致一些，不要過早地歸于平淡。所謂 “標新立異二月花，刪繁就簡三秋樹”，以后隨著年齡的增大，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平淡下來，簡約下來。

先生當時住在北京崇文區(qū)蒲黃榆小區(qū)，生活極簡樸，惟一的嗜好是酒，我每次登門拜訪，最受先生歡迎的禮物是家鄉(xiāng)出的孔府家酒。

先生言談很幽默，記得有一次我陪家鄉(xiāng)《時代文學》的漂亮的女編輯張東麗女士去先生家約稿，我為張女士做完介紹，剛剛坐下，只聽先生笑曰：你們二位的名字有些意思?？粗覀円荒樀你等?，先生接著說：東麗者，東方麗人也;亞偉者，亞洲偉人也。是不是?說罷，先生為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呵呵笑了起來。

按響門鈴，站在門外等先生開門時，聽著先生“塔拉塔拉”一次比一次慢下來腳步聲，知道先生是真的老了，老的鞋子都抬不起來了。但是，當我面對著先生的時候，看見先生的眼睛仍是那么亮，炯炯有神，直透人的靈魂深處。

這些年幾次想提起筆來為老師寫點紀念文字，題目都定好了，《布衣汪曾祺》。這不僅是因為先生的目光一直面對著普通民眾，作品的表現(xiàn)對象大都是民間人物，傳達出先生對這群人的同情、善良、平和、溫婉的情懷。還因為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實踐著一種布衣精神。無論是到小區(qū)的菜市場買菜，還是到郵局去領(lǐng)雜志社寄來的稿酬，他都能和人家聊得津津有味。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喜歡喊他“老頭兒”。

如今，先生已經(jīng)走了9年了，每當我想起他來的時候，最想說的一句話并不是“先生是一個小說大師”，而是“先生真是一個可愛的好老頭兒”。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