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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朱自清先生

發(fā)布時間:2018-09-06 作者:徐知免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wǎng)

摘 要: 記得幼年時候,我在家鄉(xiāng)的一所實驗小學讀書,二年級的級任沙老師選了一些當代作家的散文讓我們閱讀,還要背誦,其中就有朱自清先生的作品。那文章開頭是:“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另外還選了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

回憶朱自清先生

徐知免

記得幼年時候,我在家鄉(xiāng)的一所實驗小學讀書,二年級的級任沙老師選了一些當代作家的散文讓我們閱讀,還要背誦,其中就有朱自清先生的作品。那文章開頭是:“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另外還選了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這些散文精品油印出來,老師給我們用淺紅色絨線訂成一個本子。這印象至今依然鮮明不褪。

后來我之所以認識朱先生,大概還是吳達元師介紹的。40年代初,正值抗日戰(zhàn)爭時期,朱先生住在昆明北門街西南聯(lián)大單身教員宿舍——這地方剛好就在我所就讀的中法大學斜對面,中間隔著一條叫做丁字坡的石板砌的坡路。這是一座老式戲園模式的建筑,原來曾經(jīng)是云南督軍唐繼堯的家庭戲館。房屋分作兩層,屋頂上開著天窗,但室內(nèi)仍然顯得十分陳舊而晦暗。中間是一個非常寬敞的正廳,過去的上下一轉的精致包廂都已隔成房間。廳中間,略靠里頭,擺著幾張長桌,合攏在一起,算是飯廳。這座舊戲園背后就是圓通公園。

當時除了在學校學習外,我還在一家報刊工作,任兼職編輯。我去向朱先生約稿,但約稿的事我現(xiàn)在一點都不記得了,反正是拿到稿子招呼一聲就回報社了;至今仍留在腦海中的是那篇文章登出來后我去送樣刊和稿酬的那一天的事。

這天下午,我興沖沖地走進聯(lián)大教員宿舍,朱先生就在大廳的長桌旁邊接待我。我把報紙遞給了他,他找到他的那篇文章:《人活》。看著看著,他臉紅了,不高興地對我說:

“你們怎么隨便改動我的稿子呢?”

我聲辯沒改他的稿子。

朱先生指著報上的文章說:“怎么沒有改呢?這里原來是‘呆’字,不是給改成‘待’字了嗎?”他又說,他之所以這樣寫,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隨便下筆。這兩個字有時雖可代用,但“味兒不一樣”。

他很生氣,甚至有點口吃。我表示歉意,說回去查一下,然后告辭。

回到報社,了解過后,才知道這個字確實是編輯部改的。

這篇題目為《人活》的文章一開頭就寫道:

“在北平呆過的人應該懂得‘人活’這個詞兒。……”

果然,朱先生原稿上寫的“呆”字被用紅筆改成了“待”字。

這件事直到五十年后還被提起。1994年,我訪法歸來,經(jīng)過北京,去看望老友熊劍英兄(他四十年代時任《大國民報》主編),他拿出一本《朱自清全集》第三卷來,翻到那篇文章,說:“就是這一篇。后來朱先生要編選成集,他身邊的那份剪報遺失了,曾托人找我,我抄了一份給他寄去,他曾回信表示感謝。你看,朱先生在序言中還鄭重地提到這件事。真是學人風范呢!”

我想,像這樣的一位散文大家,他寫作的態(tài)度實在是十分嚴謹?shù)?,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要經(jīng)過仔細推敲,然后定稿;作為編輯,怎么可以隨意改動呢?一定要改,也應當先向作者提出才是啊。好像巴金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講過,擔任編輯首先要學會不改稿(手頭無原文,記得意思如此),這就是要人慎重對待別人的勞動成果的意思吧。

跟朱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這樣的不愉快,但第二次見面時的談話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這時,那份報刊早已停辦。這一天,我正從青云街走上坡去,正好遇到他同路。朱先生說:“你最近在報上寫了一篇叫《繪畫》的文章,是嗎?”

我說:“是的,朱先生?!?/p>

他問道:“那個副題‘給渭源人看看的’,‘渭源人’是指誰呢?”

我告訴他這是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同學,現(xiàn)在聯(lián)大念書,叫張書城。他的家鄉(xiāng)是甘肅渭源。

“哦,”朱先生說,“寫得好。我希望你多寫些這樣的散文,寫它幾十篇,我來給你出集子?!?/p>

我從來沒有聽過朱先生的課,但聽到先生的稱贊心里很愉快。這是他對后生的一種熱情鼓勵,真是令人難忘。不過,在當時,跟不少青年人一樣,我更為聞一多師所吸引,總是懷著滿腔熱情,去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我用筆名寫文章,比如《獨裁者宣言》(見昆明《生活導報》狂想專號,1943年)之類,這時已經(jīng)失去了某些“閑情逸致”了。我沒有再寫這類抒情文字,也不曾再去拜訪過朱先生。

戰(zhàn)時教授的生活是異常清苦的。朱先生一家人都在四川,就他一個人在昆明。我有時看見他從街上走過,但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坐在云大校門斜對過的那家茶館里喝茶——當時云大的門是朝東開的,不像現(xiàn)在的大門朝南——昆明的冬季不冷,一般是不下雪的,但是這一年,不知怎么的,灰色的天空里卻驟然飄起了點點雪花,這時,我看見有個戴圓邊眼鏡的中年人,身上披著一條深棕色的毛毯,冒著雪,從丁字坡瑟瑟地走下來。那正是朱先生。

去年夏天我重返昆明,償我多年宿愿,我特意兩度從青云街走上北門,舊日南菁學校的故址上新建了一所中學,矗立著一排排白色的樓房,那個曾經(jīng)作過西南聯(lián)大教員宿舍的古老戲園已經(jīng)蕩然無存。丁字坡還在,依舊是石頭路,但石板已大部傾圮,破損,顯露出褐黃色泥土。坡的兩旁,長著仙人掌和一種白色花枝的亞熱帶植物,垂條扶疏,一片爛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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